众所周知，美伊冲突迟迟无法收尾，除了两国对战和谈判的立场分歧，还有一个关键变量：以色列。
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，一直强烈主张“把战争打到底”，其个人意志对谈判走向影响巨大。
但如今，内塔尼亚胡碰上了更大的危机，这一危机甚至比伊朗更棘手，而且一遇就是双重。
第一个核心危机：反对派实现历史性联手。
要知道，以色列政坛的反对派，长期存在民意基础，但始终无法形成合力。因为他们的党派立场差异大，利益诉求不同，彼此拆台多于合作。
这也使得内塔尼亚胡能长期稳固执政。
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（左）与前总理拉皮德
这一次却不同，新华网4月26日报道，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与前总理拉皮德正式宣布，合并各自政党组建名为“团结”的联合政党，共同参加2026年10月的议会选举，唯一目标是击败内塔尼亚胡阵营。
贝内特和拉皮德的组合，形成了互补的政治版图。贝内特是右翼政治人物，更容易吸引右翼选民、宗教保守选民及部分中间选民。拉皮德是中间派世俗政治代表，在中间派和世俗选民中辨识度高，被视为制度型反对者。合并后，反对派首次推出既不极左也不激进的中间右翼替代方案，精准击中内塔尼亚胡的票仓盲区。
最新民调结果显示，若现在举行选举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阵营已不占优势。贝内特与拉皮德的合并，直接重塑以色列选举格局。在高度碎片化的以色列议会，选票流向的小幅改变，足以颠覆组阁格局。这也是外界将此次合并称为“政坛地震”的核心原因。
对内塔尼亚胡而言，反对派的团结，意味着他无法再依靠对手分裂稳赢，选举失败的风险显著上升。
第二个核心危机:贪腐案的司法审判与赦免问题持续发酵。
这一危机比选举危机更微妙，也更具颠覆性。
检方对内塔尼亚胡贪腐案的调查，没有因美伊冲突等外部事件终止，反而随着时间推移，成为持续笼罩他的政治阴影。
2024年12月，内塔尼亚胡就涉嫌贪腐案正式出庭受审，指控包括受贿、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。若罪名成立，他因受贿面临最高10年监禁，因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合计面临3年监禁。
2025年11月30日，内塔尼亚胡正式向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提交赦免请求，申请文件包括111页的详细申请书及本人亲笔签署信件。
截至2026年4月26日，赦免问题仍处于僵持阶段。
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已决定暂不赦免内塔尼亚胡，转而启动调解程序，推动内塔尼亚胡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。赫尔佐格办公室声明称，推动双方达成友好解决方案符合公共利益，赦免请求将依据法律、良知及国家利益裁决。
赦免问题本质是政治问题，而非单纯的法律问题。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，他就能将司法案件包装为左翼势力的政治迫害，争取支持者同情。
这种策略的前提，是他必须牢牢掌握执政权力。一旦贝内特与拉皮德领导的反对派赢得大选，内塔尼亚胡失去执政权力，司法案件的性质将彻底改变。
失去权力后，内塔尼亚胡将面临两种选择。一是继续抗辩，接受司法审判，若罪名成立将面临监禁；二是接受某种政治安排，通过认罪换取从轻处理或豁免。
因此，赦免问题将成为反对派手中的重要筹码，也标志着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危机，已从选举竞争层面，延伸到政治结算层面。
反对派团结与司法赦免两大危机，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相互放大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反对派越团结，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面临的压力越大。为应对选举压力，他必须稳固自身执政联盟，依赖联盟中的强硬派和利益伙伴。这种依赖，让他在司法与赦免问题上无法做出实质性让步，难以展现灵活性。
反之，司法赦免的不确定性，进一步削弱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合法性。即使他能维持执政地位，贪腐案的持续审理和赦免争议，也会让他始终面临合法性质疑。这种合法性争议，会削弱其对中间选民的吸引力，为反对派争取更多选票创造条件。
两个危机相互强化，形成难以破解的政治死结，让内塔尼亚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。
内塔尼亚胡长期聚焦推翻伊朗现政权，将外部矛盾转化为内部凝聚力。但国内危机的爆发，让他不得不分心应对内部挑战。
对长期掌控以色列政坛的内塔尼亚胡而言，真正的危险不是存在反对声音，而是反对力量已形成气候，具备击败他的实力与基础。
未来一段时间，以色列的政治走向，将取决于内塔尼亚胡能否破解双重危机，以及反对派能否维持团结并兑现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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